1.在日據時期能做為溝通台灣、日本和中國大陸的民眾信仰橋樑。這可以解釋為何日本會允許台灣民眾受到大陸僧侶影響，是想藉此橋樑，進而影響大陸佛教界。

　2.基隆在日據時期，是北部出入國境的重要門戶，靈泉禪寺正好可用來招待貴賓，這點可由一些建築及開山堂的功能看出。

　3.當時的士紳需要一個中國傳統和日本特色並俱的宗教信仰，靈泉禪寺可以說是不二人選。

　4.佛教信仰內涵，遠較當時一般民俗神教崇拜，更具有跨民族文化的普世宗教性格，於是日本據台灣為新殖民地後，除了以官方強力灌輸的國家神道崇拜以外，日本佛教的宗派即僧侶也隨著佔領軍進入台灣。

♁日據時期佛教發展

　1.四大法脈形成：基隆月眉山法脈（善慧開創於基隆山靈泉禪寺）；台北觀音山法脈（本圓開創於台北縣五股鄉的凌雲寺）；苗栗法雲寺法脈（覺力與弟子妙果開創於苗栗大湖鄉法雲寺）；高雄大岡山法脈（義勇與弟子永定開衝於高雄縣阿蓮鄉）。以上四個根本道場，輾轉在台灣各地成立甚多寺院，形成日據時代漢傳佛教在台灣的傳播網。

　2.日本佛教的傳入：有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真宗大谷派、曹洞宗、淨土宗、日蓮宗、臨濟宗妙心寺派以及與高野山真宗派。這些宗派在日本統治者的襄助下，快速在台灣傳播。

　3.台灣佛教的日本化：齋教徒余清芳發起對抗日本的西來庵事件。抗戰失敗後，日本統治者開始主導、控制台灣宗教的發展。由日本人所主導而成立的「南瀛佛教會」日後對於台灣佛教的日本化，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事件後本土寺院及齋堂皆畏懼遭到牽連，乃紛紛加入日本各宗派的體系、陣營之中。且曾在台灣或日本受日本佛教教育者的本地傳教者，也逐漸在教義認同、信仰行為、修行方法等方面為日本同化。

　4.佛教徒信仰水準提高：因日本來台的傳教人員，對佛教教育頗為重視，先後在台灣設立佛學院，培養出不少台灣本土佛學人才。

♁台灣光復後戒嚴時期佛教發展

　1.中國佛教會主導台灣佛教發展：因日本佛教全數撤出，而且因為黨派支持中國佛教，所以大陸來台的外省僧人，施行的政策懷有極重的中國大陸情節，本土化的台灣意識被忽略。

　2.大力掃除台灣佛教的日本化：由於中國佛教的主事者多為外省來台的僧人，因此自然有明顯的仇日情節。欲去除日本佛教之食肉、娶妻、不受戒等信仰習慣。

　3.傳授三壇大戒：西元１９５３在台南縣大仙寺舉行光復後首次的三壇大戒法會。自此以後，每年舉辦一次（迄１９９３才演變成每年多次）。受過三壇大戒的出家人，才算是中國佛教會正式承認的出家人。

　4.大專學生的學佛風潮：由「慧炬」佛教機構創辦人周宣德所率先提倡的。由於他的倡導，使各大學不斷成立佛學社。

　5.印順著作的流傳：印順是中國佛學極罕見的卓越論師。自１９５０年代起，他的著作流傳於台灣佛教界。１９７０年代其《妙雲集》（共二十四冊）結集出版後，成為台灣佛教徒愛讀的佛點群之一。至今未衰。

　6.佛學院林立、佛教刊物集佛書大量發行：自民國三十六年到解嚴前夕，佛學院已成立六、七十所。《大藏經》在坊間更可覓得近十種，佛教刊物集佛書，更是充斥到可謂氾濫的地步。

♁台灣光復後解嚴時代佛教發展

　1.中國幅教會的主導勢力驟衰，影響力大不如前：以三壇大界的傳戒法會為例，解嚴前全台灣一年僅舉辦一次，解嚴後此成規不再具有約束力。佛教類的人民團體陸續獲准成立，中國佛教會淪為眾多佛教團體中的一個，主導的情勢徹底瓦解。

　2.四大佛教勢力形成：在戒嚴時期開始發展，而解嚴時期定型的四大佛教團體，分別為證嚴主持的慈濟功德會、星雲主持的佛光山、聖嚴主持的法鼓山以及與惟覺主持的中臺山。發展皆遍及台灣、延伸國際。

　3.增加了在戒嚴時期並不顯著的宗派：本土的新興宗派（現代禪等派）；日本的新興宗教（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靈友會等派）；西藏佛教的四大宗派也都正式的、大規模的在台灣弘傳。

　4.修行風氣高漲：除了研究教義以外，社會上佛教徒（出家、在家）的修持風氣也頗為蓬勃。

　5.佛教文化水準的提升：例如佛教電視台的設立、佛教大學興辦、國際佛學會議的經常舉行、大型佛學辭典出版等現象。

♁光復後基隆之佛教

　　民國三十四年，本市善慧法師與各地佛教領袖發起籌組全省佛教組織，尚未就緒之際善慧法師，於十二月十一日圓寂，由其徒孫李添春居士繼其遺緒參與籌備。光復初期之基隆佛教界，一時沉寂不振，經過佛教人士之極力護持，使漸復甦，此 時賴德融法師承其師善慧法師之宏願，在激盪中成為砥柱；一面在靈泉寺培養弘法人才，創辦佛教學苑，一面為團結佛教界而呼號。本際法師在四十六年，與大覺寺比鄰而建海印寺；對故步自封的本市佛教徒，有極大之啟發作用。何天知、廖文傳兩居士倡建佛教圖書館於六十三年落成，其他僧俗創建叢林，擴建翻修寺院亦多，誦經團、念佛會紛紛成立，到處梵唄之聲不輟，一時呈 蓬勃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