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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蒂˙

威廉斯

Jody Williams

◎Jody Williams 1997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演講摘要

◎ Jody Williams 其人及其事蹟
199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Jody Williams生於1950年，她有一位長期為身心障礙所苦的哥哥，其兄長自童年起便不斷遭受同儕的欺負以及社會歧視的眼光，也因為這樣的經歷，讓Williams感同身受，在她相當年幼的階段即開始孕育了對於不公不義事物的憎惡。在美國唸完文學碩士學位之後，她到墨西哥去當了兩年的語文老師。在墨西哥的這兩年，她首度看到了美國富裕社會之外，屬於赤貧世界的悲慘景象。當她回到美國，便遷移到華盛頓，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主修國際關係碩士。在這段歲月當中，她為美國的不當介入薩爾瓦多內戰而感到憤怒，逐漸地，她將自己對於社會正義的熱情和關懷轉變成為一種 “志業”（work）。在1984到1986年間，Williams參與中南美洲的教育計畫方案，而自1986到1992年間，她帶領並推動國際對薩爾瓦多的人道救援計劃，同時擔任該計畫的副主席。1991年底，美國越戰退伍軍人協會的主席Bobby Muller邀請Williams參與發起一個世界性禁雷運動的議題，熟悉美國對中美洲政策的Williams也就因此而有機會能夠將自己的熱情和理念，面向廣大國際社會的政府和非正式部門。

大力推動反地雷運動的Jody Williams

作為反地雷組織首席策略士的Williams，她密集地以寫作和演說來讓世人更了解地雷的問題和禁雷之必要。她遊說的主要對象包括聯合國、歐盟議會以及非洲統一聯盟等大型國際組織。為了能夠讓ICBL的禁雷理念能夠更具說服力、更能引起世人的共鳴，Williams花了兩年的時間，對四個遭受地雷影響的國家作綿密的田野調查，並和Shawn Roberts合著了一本書「在槍聲沉寂之後」（After the Guns Fall Silent: The Enduring Legacy of Landmines），這本書論述了地雷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除了控訴地雷受害者負擔過高的醫療費用之外，同時分析地雷對於一個社群的長期影響，包括工作機會的減少，以及土地可使用性的劇減，因為這些遭受地雷污染的土地無法拿來供農業或是放牧使用，更不用說拿來買賣了。

Jody Williams反地雷訴求受到廣大迴響

Williams詳實的田野調查和分析並非只是求知的興趣，由於世人對於地雷有太多的錯誤觀念，Williams深知若要讓反雷的理念能夠深入人心，並且獲得禁雷的實際效果，重新讓人們認識地雷到底是什麼樣的武器，以及它對社會和人民的長久性傷害性為何就成為必要，她深信知識會帶來力量。如果人們認為禁雷議題是和每個人息息相關的，那它就更能夠誘發出我們行動的力量。

Williams認為一般人對於地雷的看法還停留在好萊烏電影中所呈現的景象：地雷是埋在荒無人跡的地方，在那裡有鐵絲欄將地雷區包圍起來，警告人們不得進入。Williams告訴人們這是個錯誤的觀念，事實上，地雷為了要達到殺傷和威嚇的效果，幾乎都是埋置在人們會出現和走動的地方。地雷會被埋置在人們日常生活取水的水井一帶，或是河堤、耕作地一帶，這些都是人們正常作息所到之處，我們根本無法禁止人民去這些地方，也正因為如此，地雷的威脅是無所不在的。Williams的工作之一，正是要透過這樣的認識去重新教育大眾，喚醒他們的危機意識與同理心。

Jody Williams宣導反地雷理念不餘遺力

從ICBL草創之初開始，Williams沒有辦公室或是員工的援助，僅僅依靠傳真機（FAX）和網路電子郵件（EMAIL）的往來互動，就號召了六十個國家以上、一千多個NGO組織和團體加入認同ICBL的理念與行動。在英國戴安娜王妃發聲支持禁雷法案，呼籲世人援助安哥拉和波斯尼亞的地雷受害者之後，ICBL因諸如黛安娜之類的名人相助而大大地提高了能見度，禁雷的議題也因此打響了知名度。短短五年多的時間，Williams和ICBL完成了數項重要的禁雷法案的推動簽署，這樣的成就讓她們獲得了199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至今全世界已有超過135以上的國家簽署了禁雷條約，其中已有89個國家正式批准通過實施。Williams也在1997年獲得了Vermont大學和威廉學院所頒發的「年度最傑出的女性人物」（Woman of the Year）獎項，可謂實至名歸。

要讓世人更了解地雷的問題和禁雷之必要，威廉斯不斷發表寫作和演說。聯合國、歐盟議會以及非洲統一聯盟等大型國際組織，都是她主要的遊說對象。為了能夠讓ICBL的禁雷理念能夠更具說服力、更能引起世人的共鳴，威廉斯還花了兩年的時間，對4個遭受地雷影響的國家進行詳細的田野調查，並和蕭安˙羅勃玆（Shawn Roberts）合著了《在槍聲沉寂之後》（After the Guns Fall Silent: The Enduring Legacy of Landmines）。《在槍聲沉寂之後》論述了地雷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影響，除了控訴地雷受害者負擔過高的醫療費用之外，同時分析地雷對於一個社群的長期影響。地雷不但使當地工作機會減少，也因為這些遭受地雷污染的土地無法拿來從事農業或是放牧，當地居民能使用的土地範圍更少了。

Williams在給家人的書信當中，提及她生命早期的經驗如何深刻地影響了她未來人生的走向。由於Williams的母親在懷她哥哥的時候得了德國痲疹，因此Williams的哥哥Stephen一出生便先天性地失聰。到了青春期，Stephen的身心狀態更是陷入低潮，變得具暴力傾向，後來被醫生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患者。Williams的哥哥Stephen終其一生是Williams一家人的最愛和最痛，Jody Williams對於生命的愛、平等、正義與不公、仁慈與殘酷的思考和體會，深受其兄事件的影響。Williams曾在一封提及往事的家書中寫道：我無法理解那些孩子們為何對Stephen如此殘酷不仁，當我看見僅僅因為命運所加諸在Stephen身上所造成的“缺陷”（weakness），一個他無法選擇的缺陷，就讓他遭受眾人踐踏的時候，我的內心總是充滿了憤怒，這讓我必須用生命捍衛我自己的哥哥….我想，當我長大成人，每每見到強權壓迫弱者，這樣的憤怒總是不由自主地呼喚、牽引著我，因為對Stephen情感的一種轉移，我總是會努力去想辦法護衛（defend）那些弱者，我整整過去十年的所作所為，就是捍衛弱者的生活寫照。…這樣的體驗引導我展開一個助人工作者的生命歷程，我希望人們能夠思考他們的行為對他人所造成的善或惡的影響。

在渥太華會議演說	居家生活

當Williams在幫助那些因戰爭或是地雷而受苦的孩童們的時候，她就在他（她）們身上看見了Stephen的影子。Williams認為若不是Stephen的影響，她或許今天就不會站在捍衛弱者的一方，而這些孩子或許也就無法因為這樣的因緣而得到援助，重拾人生的機會。因此，對Williams來說，是Stephen的苦痛換來了這些弱勢人們喜樂的機會，而Williams對於人生的體會，是Stephen所給她的，最美好的禮物。因為有了Stephen，才有了這些喜樂與悲傷，也讓她能夠在痛苦的事物當中，去發現人生所可能有的美好的那一面，也讓如同Stephen這樣一個苦難生命的存在賦予了價值和理由。

◎Jody Williams 1997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演講摘要
      人們經常詢問為何ICBL要將議題放置在 “地雷”這種武器的禁絕上面？到底地雷和其他傳統武器有何不同之處？為何要特別呼籲 “禁雷”呢？
      地雷之所以和它種武器相異，是在於一旦埋置了地雷，地雷本身是無法去分辨它所要對付的對象是敵人、士兵或是平民，而這些平民可能是婦女、孩童，或是為了煮晚餐而外出撿拾柴火的祖母。因此，問題的核心在於，戰爭進行的當頭使用地雷可能具有軍事上的理由，然而或許就在兩星期或兩個月之後，戰爭結束而和平到來，但是地雷本身卻不知道和平已屆，地雷永遠地等著要獵殺它的受害者。….戰爭結束了，而地雷仍繼續它的屠殺，屠殺那些最無辜、最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平民百姓。
      上億枚的地雷污染了全世界七十幾個國家，她們大多數都是第三世界的貧窮國家。這些國家都沒有資源和能力清除自己國內的地雷，或是照顧那些地雷受害者，這樣的結果讓國際社會現在面臨了一個全球性的人道危機。光是柬埔寨，估計就有四百萬至六百萬枚地雷，這些地雷覆蓋了柬埔寨國土的百分之五十之多….國際曾不斷對多災多難的柬埔寨伸出援手，希望能好好處理柬埔寨難民的問題，其中有部分計畫是要給予每個家庭足夠的土地，讓他們得以自力更生，不至於成為國家的長期負擔，同時也能對國家有所回饋。但是我們卻發現，因為驚人數量的地雷污染了柬埔寨的國土，以致於根本無法分配土地，這就是地雷所導致的結果。….所以要解決類似問題的根本，就是要致力消滅這個問題，要消滅這個問題，就要消滅地雷這種致命武器。ICBL和世界各地相關的NPO組織所要做的，就是要將地雷所污染摧殘的土地還原成為可供人們安身立命的居所。
      在ICBL成立的早期，主要的活動是針對那些曾經是地雷輸出國的北方國家來進行國家性的、區域性的和國際性的禁雷措施的遊說，希望能夠藉由條約的簽署來全面禁止地雷這項武器。一開始我們並未成功，但是在兩年半過後，我們不停的努力所產生出來的壓力，讓禁雷的議題逐漸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注意，個別的政府也希望能夠在禁雷的協議當中擔任要角，以表示它們對全球的人道議題的關懷也不落人後。
      Ottawa禁雷條約的簽訂本身極具歷史性意義。因為這是史無前例、首次由中小勢力的國家齊聚一堂和ICBL等NGO組織共同合作禁絕地雷的使用。這也是首度這些非強權的力量的聚合，能夠不屈服於強權國家的意志，而有所堅持地落實禁雷的理念。地雷是最古老的戰爭工具之一，因此禁雷的理念與實踐本身就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更證明了公民社會和政府部門並非是對立的，同時也展現了中小勢力的政府（small and middle power）和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攜手合作，竟能以驚人的速度來完成人道的使命與關懷。這些都告訴我們，這樣的一種夥伴關係（partnership）在後冷戰的世界當中，是一種全新類型的 “強權”（Superpower），而這樣的合作是能夠改變人類的歷史。在奧斯陸的法國大使她說得好：“ 這樣的行動結盟並之所以具有歷史價值，不只是因為我們成就了國際性的禁雷條約，它之所以是歷史性的，還因為這是第一次，國家元首齊聚一堂，正式回應了公民社會的強大意志與訴求 ”。

Jody Williams獲諾貝爾和平獎

◎ 「美國事蹟瞭望」記者採訪 Jody Williams 內容
Williams：
      到目前為止，對這個組織而言，其中一個最大的推動力，就是我們達成一項禁止使用、製造、交易和貯存地雷的條約。而另一個無與倫比的成就，則是我們在破紀錄的時間內，循正常外交管道外的途徑，獲致這樣的成果。如果當初我們是透過日內瓦的裁軍會議（the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進行協商，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條約。當然，這個組織最重要的成就，是我們與各國政府協力合作達成這個目標。這些中小型的政府，即中等勢力國願意在後冷戰時代作一些不一樣的事。我們以公開的夥伴關係與他們合作，這是很不尋常的事。
      …與中小勢力（國家）合作是很值得肯定的經驗，因為他們很樂意跳脫一般的外交程序。… … 對我們而言最大的風險是，當各國政府願意與我們公開合作並允許我們參與協商時，其他的非政府組織（NGO）卻群起反對。… …
      …ICBL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名氣與影響，讓許多國家重新思考他們的立場。例如日本的外交部長就明白表示，因和平獎的關係，使他重新考量日本政策的矛盾之處，一方面他們給予地雷的犧牲者大量的援助，一方面卻不打算簽約。當然，他最後還是簽約了。…雖然長久以來美國的遊說團有點亂無章法…，但最近他們也又再度振奮起來對政府施壓。…
…成功會帶來成功，因為人們很樂意參與成功的且不斷前進的事務。這個組織能保持動力的其中一個方法是，我們總是有策略、行動計畫、具體事項，讓個人及國際性的運動組織都以他們有能力做到的目標為基準。……每一次我們召開會議，並不是唸唸標題講空話。譬如，我們在貝魯特（黎巴嫩首都）召開區域性會議。然而在中東，要怎麼做才能幫助他們提升對地雷的認知呢？通常我會事先到貝魯特去作（非公開的）進行實地狀況的調查，並完成區域性的策略，而不是大呼小叫當地有多少地雷或倖存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能保持動力的主要原因。

Interviewer：
對於那些想從事國際性運動的草根性組織與個人，你會鼓勵他們做些什麼事？（針對地雷的議題）

Williams：
      這場禁止地雷的運動已經到了履行條約的階段，這意味著，如果你的國家已經簽約，那你們就必須確定他們（國會）已經批准。如果他們已經批准，就必須看看他們的立法包涵了什麼？譬如，他們計畫如何清除積存的地雷？或打算付出多少，以幫助其他國家掃雷並支助犧牲者？我們的組織已經開始運作一個新的單元，稱為Landmine Monitor，藉以監督這項條約的履行。於各國政府第一次與各政黨協商時，我們將把報告提供給他們。因此組織成員已被要求蒐集資料，以便放入報告中。就個人言，他們也可以這樣做。例如在美國，每個人可以寫一封信給總統。對國會議員施壓，請他們加入正義的一方。…
      …這個運動組織不是永久存在的，…我們完成現在的工作後，將朝另一個目標推進。
      …當初在渥太華會議中，加拿大的外交部長質疑我們能在一年內讓世界各國協商禁止條例時，我們衡量輕重後認為，美國、俄羅斯與中國，不是最重要的國家。最重要的是要讓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安哥拉、柬埔寨、阿富汗，這些問題嚴重，並有可能再度陷入戰爭的國家先簽署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