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中的記載，唐太宗曾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研究最後欲從中歸納適足以代表領袖人物的典範價值，也從中省思可為歷史殷鑑的一面，以期能從地方人物領袖的研究中學習到客觀多元的思想價值觀。

    王得祿為清代台籍名將中功高顯赫者，其人格特質與一生的作為亦猶如一面歷史之鏡，讓我們亦能從中學到身為一個地方領袖人物的啟發。王得祿的好打抱不平與見義勇為，感念長者故人、慷慨解囊以助鄉里公益，在現今充斥冷漠自私的社會中，是欲成為一個領袖人物可學習效法的典範。  

    而相對的，王得祿本身在風水上的偏迷與深懼本地另出高官望族，這點則是歷史給後世的反省思考。我們認為身為一個領袖人物，應具有寬廣弘毅、謙沖為懷的修養。忌妒與迷信風水或命理之說，而忽略本身的努力及與他人人際關係的經營，對一位領袖人物而言，並不足取。

    另外，本研究中也了解清代中期過後，地方吏治貪瀆腐敗而造成民怨，進而引起民變與民亂。王得祿在那種時空背景中起跡，時勢環境的造化成就王得祿的功名，但背後隱含更深刻的歷史教訓。自古以來，為官者若不奉公守法，以照顧地方百姓為職志；反與民爭利，貪瀆枉法者，必引起民怨與社會的動盪不安，最終則是導致朝代的滅亡。

從中國歷史觀之，秦朝陳勝、吳廣的『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提出『伐無道，誅暴秦』。漢朝《漢書．王莽傳》記載：『漢初為減輕田租，曾實行『三十而稅一』，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因此《漢書．薜宣傳》的描述：『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於是社會普遍不安，人心思變，故外戚王莽乃得以乘機篡漢自立。

至隋朝（西元 581 年 – 西元 618 年）隋煬帝統治期間為政暴虐、荒淫失德。他曾三幸江都，三征高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鼎沸。繁苛的徵調使『天下死於役而實傷於財』；唐朝（西元 705 年 – 西元 907 年）後期的民變四起更使唐朝王室的統治受到沈重的打擊。當時不但政治腐敗不堪，而且土地兼併激烈，全國半數以上之農戶失去土地、淪為逃戶。唐室與各地藩鎮又巧立名目，橫徵暴歛，使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再加上唐末天災頻仍，黃河中下游地區赤地千里，災民被迫食草根、樹葉，啼饑號寒，賣妻鬻兒。正所謂「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於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在這種「千里零落，萬里凋殘」的狀況下，百姓遂鋌而走險，以致民變四起。

而南宋（西元 1127 年 – 西元 1279 年）末年政治黑暗至極，幣值跌落，物價飛漲，官吏肆虐，民不聊生。「權臣用事以來，戕賊元元，殆非一事。……江湖、閩、廣三衙之盜相挺而起，生靈荼毒幾千萬人，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者，又以官吏爭自為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明代（公元前 1368 年 -- 公元 1644 年）中葉以後，君主昏庸，宦官亂政，黨爭激烈，故朝政日非。當時官府對民眾橫徵暴歛，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終至引起民變導致明朝的覆亡。【註】（資料來源取自：陳佳榮。中國歷代之興治盛衰亂亡。2003.12.20。網址：http://www.sokamonline.com/C-Hist/WongMon01a.cfm）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對身為一個領袖人物，亦應對歷史的殷鑑有所了解警惕。應求社會百姓的安定，教化地方人民，為民增福祉安康。正如王得祿獻匾所題「大發慈悲」、「保我黎民」、「靈保蒼生」、「道宏化育」，不亦是可作為領袖人物的座右銘，以立下更佳的人物歷史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