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文學發展 - 「晟」迷鄉土情熾「晟」草根心─吳晟

台灣鄉土文學的歷史
　　台灣鄉土文學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當時日本人對於台灣人的壓迫充分的表現在當時的文學作品裡，說穿了，日據時代的「鄉土文學」，其實就是「台灣的文學」。國府遷台之後反共文學與中國舊文學成為台灣文壇的主流。直到1960年代中期，「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點才開始在台灣出現。到了1970年代，現實主義逐漸滲入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中，與文壇主流的「現代主義」相互對抗。
　　在1977年的4月，兩派爆發激烈的「鄉土文學論戰」。當時，《仙人掌雜誌》上王拓、銀正雄、及朱西甯的三篇文章為整個「鄉土文學論戰」正式揭開了序幕。在王拓題為〈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的文章中，他認為鄉土文學的興盛是可喜的現象。至於鄉土文學的書寫對象，不應該僅包括所謂的農村文學，也還應該包括以描寫都市生活為主的社會現實文學，所以他建議以「現實主義文學」這個稱謂，來取代「鄉土文學」這個標誌。
　　銀正雄則大力批評王拓以及其他所謂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朱西甯則從另一角度批判鄉土文學，認為過於強調鄉土有可能流於地方主義，而且部分鄉土文學論者對台灣意識的過度強調，有分離主義、主張台灣獨立的嫌疑。朱西甯雖然讚揚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在保存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但他質疑：「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並以「氣度不夠恢弘活潑」評論日本統治遺留於鄉土文化中的負面影響。
　　同年8月，《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在《聯合報》上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長文，點名批判王拓、尉天聰及陳映真三人，指責他們「不辨善惡，只講階級」，和共產黨的階級理論相似。8月20日，余光中也在《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一文，一口咬定台灣的鄉土文學就是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學」，其中的某些觀點居然和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竟有相似之處。余光中的這篇〈狼來了〉發表以後，「一時之間被喻為『血滴子』的大帽子在文壇弄得風聲鶴唳，瀰漫著肅殺的血腥氣息」。
於是，一場原本是關於文學和社會現實之關係的討論，終於引起國民黨官方的側目，而主動開始攻擊所謂的鄉土文學作家。根據楊碧川的資料，單單是國府官方以及所謂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從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為止，就有五十八篇文章攻擊鄉土文學。國民黨官方也曾將這些批評文章的部分整理出版，叫做《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
1977年8月29日，國民黨為此召開第二次文藝會談，共有270多人參加，而所有所謂「有問題」的作家，都未被邀請參加該次座談。當時擔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嚴家淦，並出面大聲疾呼，要作家們「堅持反共文學立場」。1978年1月，在台北召開的「國軍文藝大會」上，楚崧秋期待文學界要平心靜氣、求真求實，共同發揚中華民族文藝。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則強調要團結鄉土，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次大會意味著官方對鄉土文學之批判的終止，也為「鄉土文學論戰」畫上了一個暫時的休止符。
　　這場論戰結束了，那贏家是？很奇怪，沒有贏家，現代派是沒落了，而鄉土派呢？彭瑞金曾感慨的說：「說來是有點矛盾的，拚命護守的陣地，敵人撤退了，自己也撤走了。」換句話說，鄉土文學也隨著論戰的結束而衰微了。
　　幸好，六十年代，新一代的鄉土作品漸漸出現，如陳映真的《面攤》，被視為新鄉土文學的先聲。到了1966年尉天聰主編《文學季刊》，大量的「鄉土文學」開始集結，逐漸成為台灣文壇的一個重要流派。1968年《文學季刊》正式宣告「面向生活、表現人生」的宗旨，《文學季刊》的現實主義傾向，及其對現代主義未能反映人生的批判，對「鄉土文學」的興起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如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李喬等都是這個刊物培養出來的。
　　台灣鄉土文學從興起、興盛、抗爭一直到衰微，縱然形式不同，反應的背景也不一樣，但，說出台灣基層人民的心聲，以及反對各式的權威壓迫一直都是台灣鄉土文學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