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里村居民的遷入與沖積平原的開墾，在在都與菸草的種植脫離不了關係。本文先介紹花蓮種菸地區的分布，在介紹種植菸草前的明里村概況，以及日據時代末期至光復初期的開墾情形。

■富里鄉交通區位意示圖　(取材自明里國小<深度花蓮>鄉土地圖)

花蓮菸區簡介

　　東部菸田主要分布在花蓮吉安、鳳林、光復、瑞穗、玉里、富里等鄉鎮的縱谷區，長度約170公里，土壤均屬於砂質壤土，頗適合黃色種菸草種植。由於花蓮菸區具備種植菸草條件，過去在品質與產量上已經有優越的表現，尤其花蓮土地便宜，每甲約新台幣九萬元，公賣局時代在東部擴展種菸面積並且對種菸戶數上不加限制，對東部種菸事業極為重視；菸酒公賣局為了配合政府開發東部農村經濟政策，繁榮東部地區，56-57年期開始，擴充花蓮菸區菸草種植面積約500甲，明里村民稱這段期間為「大量推廣期」。
　　這些分配種植地區，有吉安輔導區12000甲、林田輔導區8940甲、光復輔導區5340甲、瑞穗輔導區7310甲、玉里輔導區7630甲、富里輔導區3900甲，並新增菸樓八十多棟。而在那一段期間中，明里村新增的種菸戶便有二十餘戶。Top↑　

■明里村交通區位意示圖

種植菸草前的明里村

　　明里村位於花蓮縣富里鄉，背倚中央山脈，面向花東縱谷，舊名「里行」(或里巷)，這個稱呼在清代光緒年間就已經出現，有的耆老認為是清代一位洪姓總理取的名稱，也有人認為是出自原住民的稱呼。
　　明里村由於位在崙天溪沖積扇頂右側的一個凹谷內，住家沿著扇面斜坡往秀姑巒溪床沿伸出去，北、西、南三面都有布農族的聚落。由於靠近中央山脈的布農族活動區域，在當時是充滿危險的生活環境，所以從成庄到日據初期，庄內的居民數成長十分緩慢而且流動率很大。
　　光緒20年(西元1894年)，明里村的人口記錄有42戶250人，1896年間則有兩筆完全不同的記錄，一筆是6月記錄的47戶90人，另一筆是8月間記錄的31戶168人。當時因為政權轉移地方上也發生動亂，許多庄民四處逃竄有家歸不得，所以才有如此大的人口變動。次年(明治29年)的7月間，台東撫墾署長曾根俊處有如下的見聞：「於十時抵里巷，人家殆遭燒毀，僅見可遮雨的茅屋……」
　　從日據時期的戶籍記錄，以洪進興家族在明里居住最悠久，而且歷代的庄總理大部份都由洪姓擔任，明里的開庄可能與洪姓有很的淵源。
　　庄中的耆老現在只記得大正10年(1921)前後的故事，當時明里全村只有11、2戶人家，不要說年煙月久的清代墾民遺事，就連大正2年以前文獻上明白記載的數十戶居民，似乎都不曾在這個庄頭出現過一般，這個中央山腳下的小村子在成庄立基的過程中，不知遭逢了多少的天災人禍與人事遷移才有今日。
　　明里村民的共同記憶始於刺竹仔城，當年為了防禦山區原住民的侵擾，村子不敢建在太靠近山腳的肥沃土地上，而選擇有天然水潭為屏障的庄尾一帶，居民在朝西面築起一道高高的土堤，上面密植著刺竹為牆圍，圈起一片約3、4甲的土地作為安身立命之所，只在東西兩側各留一個出入口，西開是開墾、禦敵的通道，東門則留來作為逃命之用。
　　村子人口的大量增加與會社及資本家的入墾有直接的關係，例如昭和19年11月間，同時從鳳林林田山遷入的藍有泉等7戶60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集體遷入的。Top↑　

■站在明里大橋上眺望明里村

日據時代末期的明里村

　　花蓮地區菸葉推廣種植始於日據明治37年(1904)，次年就開始實施菸草專賣制度並調查選定菸草栽培區，並調查選定菸草栽培區，當時富里鄉的東里、萬寧、明里三村就被選為栽培區，但是實際種植則晚至昭和14年(1939)，當時有日籍人士橫川長太向官方承租明里官有原野地20甲，再向當地居民契作20甲地開始種植，初期設置了12幢菸樓，昭和16年時又增建了8幢菸樓。明里村首波的移民，便是受到橫川長太的招募而及其遷入定居的。根據《富里鄉誌》(未刊稿)中的記載，橫川長太「……又從花蓮中、北部地區招募當時已在菸區從事菸田工作，並有黃色種菸草栽培經驗及烘製技術的漢籍雇工，約七、八戶人集體移民至明里村種菸，其中募自吉野村者有邱雙喜、藍有泉等戶，募自鳳林地區(坪林)者有唐※堂、李文龍等戶，募自富源地區者有廖添德、徐雙水等戶。」
　　關於這段被招募的過程，村中的耆老藍澤東阿公回憶道︰
　　……我14歲的時候全家搬到鳳林，住在二村，替日本人種菸(當菸工)，跟菸有關的工作幾乎都有做過。21歲的時候，因為鳳林淹大水的關係，日本人招募我們大約七、八戶人家到明里村來開墾。當時他們在明里村先蓋了一些草寮和菸仔間，讓我們可以居住和工作，他們再從收購的菸價中抽取利潤。不過當時一(台)斤菸可以換五(台)斤的米，比種田的收入好很多。
　　這些移民遷入明里後，由橫川氏每戶配與菸田一至一．五或二甲地不等，及大阪式菸樓一幢，並貸與每月三千日圓之耕作資金及生活費，還代菸農購買菸葉栽培所需材料、農具，如肥料(多為有機肥)、農藥(硫磺劑之類的除蟲藥)與較大型之農具，如澆灌用水箱、運輸用牛車等。菸農所貸資金或由雇主代購之材料款項，於菸葉採收繳交後再由雇主(橫川氏)就每戶所得款中扣除。
　　由於當時黃色種菸草依政策規定只許日本移民種植，故日治時期明里村的菸草生產事業，實際上是由橫川長太氏的會社具名向專賣局申請栽培許可，並僱請菸草栽培技術員駐廠指導菸農栽培與烘乾之技術，及精通日語之漢籍人士擔任通議及助理。橫川氏在明里村所經營的菸場係由橫川家族的長子橫川長一郎駐場，負責實務管理工作，當時的菸葉移民也只是會社僱來栽培菸草的僱工，所以每期繳菸所得款項由橫川會社先抽取三成，再扣除先前預貸的生產資金及代購物料費後，餘額才是菸農實際所得。
　　菸農有時還須分攤其他「因公支出」項目，如專賣局人員到庄按戶判等、過磅、收購菸草時，招待官員膳宿等消費由各菸農分攤支付，其他如道路、水利之維修也要分攤勞務、經費。日治時期本鄉的台籍菸農雖限於日本專賣制度無法獨立種植菸草，並受制於日本會社的重重剝削，但菸業移民仍屬有利可圖，菸草產業歷年均呈穩定成長。Top↑

光復初期概況

　　台灣光復初期由於政局混亂，日本會社急於撤退重整家園，因此並沒有將以收購的菸葉帶回。根據村中耆老藍松霖阿公的回憶：
　　……那年菸葉賣了兩次！大家都開心的不得了！因為那時日本戰敗急於退回日本，而那時菸葉已經賣給了日本人，不過他們因為急於回去日本，所以並沒有將菸葉帶回，等到國民政府來台，又將菸葉收購了一次，所以那年算是大家賺到了。在那時也有人將菸拿去賣給私商，小賺一筆，總之，那時算是剛光復，一切還不穩定，所以賣菸就沒那麼嚴格了！
　　光復後菸草專賣的制度仍然延續下來，到民國四十年至六十年代出現空前繁榮的景象，種菸地區除了明里村外，也逐漸擴展到石牌、新興、東里、萬寧、富南等村，民國58年公賣局在石牌村中興一帶設立富里輔導區，輔導菸草栽培、申請、檢查、耕種技術指導、收購等事宜，當時富里鄉菸田面積近一百公頃，乾菸總產量達15萬公斤，佔全縣菸產的10％以上，此時也是富里鄉菸產事業的高峰期。Top↑

參考資料
　　《富里鄉誌》(未刊稿)。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18，頁49。
　　《環華百科全書》19，頁126、128。
　　花蓮舊菸葉廠再利用計畫結案報告書
　　 71-72年期十二、元月份種菸技術輔導中心工作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