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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談台灣NGO的新契機及所面臨的困難，中時晚報曾在今年七月一日刊登「一塊來救命」的圖片故事-你的一塊錢可以使他活下去。這是一個由NGO贊助活動的活生生例子。主辦單位是台灣世界展望會，原名世界展望會台灣分會，過去也做過「飢餓三十」的活動。
台灣從1950年起是一個接受世界NGO 援助的國家，但從90年代以後到今天21世紀我們變成一援外者，台灣的非政府組織也從本土化進入到區域化，甚至於國際化。另外一個例子是慈濟。各位有許多可能就是慈濟的會員或捐款者，到今天為止慈濟已經在四十幾個國家從事援助或救難的工作，
一個典型台灣NGO。另如CCF，原名「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Christian Children Fund, CCF)，後改為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CHINESE
CHILDREN FUND，CCF﹚，原是設在台灣的國際組織，照顧台灣兒童福利，收養貧困兒童，而今天我們的CCF反過來到世界各地認養貧困兒童。
以上幾個例子說明，台灣光復初期沒有所謂的NGO，可能有一些慈善單位，但當講到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時，是指跟政府沒有隸屬關係，它們不是政府的附屬單位或外圍組織。在一些不自由的國家，例如中國大陸、越南一些半官半民的組織都不能算是真正的NGO。
NGO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自主性，自主性並不等於或只限於抗爭，雖然80年代台灣NGO 的發展具有相當的抗爭色彩，也就是具有社會運動性質，顯示其具有獨立性與自主性。
從光復初期至60年代，台灣的NGO都沒有自主性，當時一些基金會、協會，大都是有錢人做善事，所謂「員外」作善事，發發米或發發棉被。這些跟我們今天講的NGO可不一樣，即使當時有一些人民團體，也都是國民黨的組織細胞，或是黨團的外圍組織，
所以50、60年代時，換言之台灣並沒有真正的NGO。如果有一些非隸屬政府的團體，大多由外國移植到台灣，所以稱第一個階段為移植期，例如剛才所說的世界展望會、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及一些宗教團體。另外還有一類移植型團體，它們不是做善事，而是「俱樂部型式」的組織形式，
像青商會、扶輪社、獅子會等，都屬國際性非政府組織，沒有甚麼政治色彩，只有中產階級和社會精英分子可以參加。這些人不會談要民主、要改革，每個月聚會一次，捐個錢並學習民主程序，對後期民主發展是有貢獻的。由於當時是非常低調，所以稱為移植型雛形中產階級俱樂部，到了後期有些這類的俱樂部也變成具有改革色彩。但現在我依然看到許多是在作善事的，例如獅子會就喜歡每個社區送一個時鐘，穿制服照個相，他們雖有成績，但對社會的大改革倒是無顯著影響。所以第一階段是附庸的、無自主性的、移植的、休閒性的、俱樂部形式的NGO。
廣義的NGO，只要不直接隸屬於政府的都是，但直接隸屬於政府的，如婦女會、婦工會等就不算是NGO。它們也算是組織，主要效用在控制社會，但跟所謂NGO具有自主性、改良性、社會參與性是不同的。
NGO可以分成兩類，一是財團法人的基金會，另一是社團法人的會員制協會。在1980年之前要成立社團法人並不容易，直到人民團體組織法通過，才算正式開放。在早期戒嚴時代，一個行政區只能有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協會及人民團體，這就必須談到消基會的成立了。民國69年消基會成立，
也許大家會問，為甚麼不叫消協會而叫消基會呢？世界各地的消費者組織大都以成員或會員為組織，只有台灣是基金會的形式，因為當時已經有一個「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不過基金會有一個不收會員的好處，所以不會被滲透。在20年前這因素是很重要的，當時我是創會的董事之一，
消基會就曾被批評為叛亂團體，可以看出當時政治氣氛對NGO，並不像今天那麼友善。 當時成立消基會，目的在於促進消費者權利，屬於溫和社會改良型的。
整體而言1980年以前，台灣並不存在具體的改良型的社會團體，大多是作慈善和善事的，這種形式政府是不會排斥和懷疑的。但即使如此，作善事也要有「執照」，因為可能被懷疑另有培養本土力量以坐大自己的動機。
NGO範圍可以從同學會到環保聯盟、世界展望會等，其性質也可能重疊和變化，可能一面服務，一面抗爭，也可能原為服務，後轉為抗爭；或原為抗爭，後轉為服務，它們的做法隨著時代而改變。
到了80年代，所謂附庸型、移植型的都改變了，可以說是台灣NGO發展的黃金時代。今天台灣三十幾個基金會中，有2/3至3/4是成立於1980年代。因為經濟的富裕，人民行有餘力，感到社會有改良的必要，而且新的社會問題政府無法獨力解決，需要人民力量與社會組織的服務。
一個社會結構具有三股力量，第一股力量是政治力，代表者是政府、法院、軍、警；第二股是企業，代表經濟力、財富；1970年以前，政治力當道，1980後社會開始浮動，代表的是民間力量，正是所謂第三股力量，而NGO即屬之。
NGO以非營利為目的，所以亦稱為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 ，它可以有收入，但不可分紅。許多企業成立基金會，例如洪健全基金會為聲寶公司所贊助，但並不隸屬於該公司，也不應以營利為目的。
台灣在80年代之後，除了政治力、經濟力，還有民間社會力的成長。NGO受惠於社會財富的累積，窮國要有NGO是很難的，一些非洲及東南亞國家也有NGO，但經費來自國外或聯合國。當他們必須要急於本土化時，我國反而開始全球化。
我們全球化及參與國際活動的困難，在於我國政府不被他國承認。這是弔詭的，因為NGO代表的是社會，而非政府，所以在國際社會上我們必須力爭。以1982年台灣的消基會想加入國際消費者組織﹙IOCU﹚為例，因政治因素一直不肯接受我們，當時IOCU主席私下親口對我講了一句話：「You
are a right organization, but in a wrong country」，所以我馬上領悟到，即使是國際NGO也無法擺脫國際政治因素的干預。今天當我們談到全球民間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時要注意，它的自主性與影響力並沒有那麼理想化。以台灣為例，有時我們願意貢獻給全球民間社會，但世界政治卻拒絕我們。
NGO照說不必代表政府，也就是說它應該沒有政治代表權的問題，但國際政治的現實卻仍然賦予過多的國家代表權的色彩，說來這是矛盾的，因為NGO是代表社會人民福祉，不是代表國家政府。當然我們多做點事，是有助於政府推動外交，但由於我們的處境艱難，情況特殊，最近由外交部內部成立了一個
NGO委員會，說來也有一點弔詭。但如果政府真的能夠看重NGO，我當然也樂見其成，在國際上，NGO雖不代表政府，但的確可以協助政府進行一些國際社會的改良工作。
到了90年代，台灣的NGO開始有區域化、全球化的趨勢，國際議題逐漸受重視，例如環保、婦女、勞工、人權等問題，許多新興問題開始以全人類的觀點加以看待。如果一國政府危害其兒童、環保、婦女、勞工、人權，他國的NGO，或是國際的NGO就會加以干預，例如台灣的生態和動物保護問題、中國的人權問題就受到國際批評。
關於NGO對國內社會的貢獻，以921地震為例，許多民間團體投入救災，但其中許多後來都撤退了，一開始約有260幾個，到今天只剩30幾個，大多是宗教團體，而且本身必須擁有較多資源。所以我們也在其中看到許多不健全的NGO。
最後談到NGO的功能，首先是直接服務的功能，例如殘障、學前教育、消費者保護等，直接對政府無法提供服務的對象提供服務；第二是具有提醒政府注意新議題的功能；第三是NGO提供更多社會參與的管道；第四是要求政府進行有關社會政策及制度的改革，例如消保法、兒童福利法等皆為民間團體推動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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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外交部NGO網站資訊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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