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才壽

林才壽
民國十五年生
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人
東京陸軍少年飛行學校畢

民國33年陸軍
航空上等兵

　民國十五年生，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人，國小畢業後，就謮溪湖國校高等科兩年，畢業後到台北當學徒，一九四二年在因緣際會下，考上日本航空學校（東京陸軍少年飛行學校）甲種第十五期，當年我十六歲，而第十五期的學員中，台灣人只有四人，日本人有四千，可見當時台灣人能考上航空學校是非常難得的；航空學校本來要讀三年，但因戰爭急迫，所以只讀了兩年半就畢業，畢業後我以兵長（上等兵之上，伍長之下）的官階，分派到日本山口縣的小月機場服務，在那我擔任的職務類似班長，在當時能以台灣人擔任日本人的長官是不太可能的事，但卻在我身上發生；而我同期的友人大多分配到前線，而後一一在作戰中陣亡，現在想想，分派到小月機場的我，何其幸運。

　半年後，日本投降，我才乘坐著日本軍艦回到台灣，一時之間我失業了，一九四六年我先去溪湖天后宮學漢文後，便前往參加台中縣政府（當時彰化縣屬於台中縣）代課教員的徵試，再次幸運地讓我考上，當年十月，我被分派到溪湖國校服務（月薪七十圓），隔年二月調派至埔鹽鄉的新水國校任教，記得當時我還去向校長詢問；為何將我調至新水，後才得知，是埔鹽鄉親前往爭取，希望我返鄉服務。

民國37年畢業(中)
　與同學黑澤宗一(右)、佐藤正(左)合影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一個朋友從外地來找我，隔天我送他到溪湖坐車後，在溪湖街上閒逛時，看到街上人山人海，而且人心浮動，才得知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時所有的治安單位全都不見，根本沒人維持治安，一些年輕人提議組織自衛隊，於「青年自衛隊」便成立，正式成員都以二十多歲的青年為主，且大多受過軍訓練，共約二十多位；組織自衛隊單純的只是為了保護溪湖鎮的鄉親，之後，因為自衛隊有一些是曾被日軍徵調到南洋作戰，而我之前在軍中的位階最高，所以被推為隊長，當時擔任台中縣參議員，也是溪湖鎮人的陳萬福先生，送我一把短槍，以顯隊長的威勢，而楊永茂先生被推為參謀，拿著一把大刀。而當年溪湖農會理事長楊春木先生，擔心農會公糧被搶，便將農會二樓提供給自衛隊當本部，並提供自衛隊的伙食，委請我們保護公糧及巡視市街。

　因為當時的武力不足以保護鄉鎮，於是有隊員提議到糖廠借武器，當年糖廠的保警隊有武器，而當時保警隊撤走了，武器交由當時糖場會計課長陳任癸先生（台灣人）保管，三月三日，我帶隊到糖廠交涉，陳先生先以無法決定，及先前也有他人前往借槍不成為由，不答應，但看到我配戴的短槍、楊參謀的大刀、堅強的陣容後，以及我以公務員的身份保證借武器只為了維護地方的治安，陳先生不得不屈服，而我最後也以親筆簽名的方式寫了借據，陳先生才允許借給自衛隊三八式步槍十幾支，子彈若干，卡車一輛。

謝雪紅

　當時各鄉鎮大都成立自衛隊，但都沒有武器，所以在實力上，溪湖鎮的自衛隊是附近最強的。三月四日就讀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的吳榮興（前彰化縣長），知道溪湖自衛隊有武器，便回溪湖，透過陳萬福參議員請我們支援台中的治安，商量過後，我便率領十七、八位隊員帶著武器，乘著卡車前往台中支援；當時大肚山已經有國軍駐守，所以我們還偽裝成農夫，才順利進到台中市，當時台中學生隊的本部設在台中市民會館，一些民眾正在開會商量，但人心浮動，場面混亂，所以一直無法順利開會，後來學生隊的林隊長找我們去守住各出入口，維持秩序，大會才順利完成，當天大會的策動人是謝雪紅，她還給了我一張名片；後來學生隊得知一空軍地勤單位還有武器，便請我們前去交涉「商借武器」。

　由於那空軍基地還有部隊防守，營門口還架著機關槍，所以我們決定再次偽裝成農民，並在卡車上以稻草遮蓋武器，到了營門口時突然加速衝入營區，因衛兵不敢向營區內射擊；當我們衝入營區後，我立刻分派隊員的任務，並捉住一名士兵，脅迫他帶我們去找隊長，到了隊長室時，隊長還在和營門口的衛兵通電話，楊參謀大刀一揮，砍斷了電話線後，我便向隊長說明來意；表明為維持治安，受學生隊的委託前來借武器，語帶威脅，隊長在我們的脅迫下，無奈地同意借給我們一輛卡車，車上裝滿了九七式步槍（約兩百多枝）、子彈、手榴彈各若干箱，這些裝備大約有一中隊的武力，而我也在點清數量後，立下親筆簽名的借據。在我們離開前，隊長表達對我們佩服之意，並親自送我們白米、豬肉、魚肉罐頭等糧食，足足裝滿一車。

　任務達成後，我們將武器移交給學生隊，只帶回幾箱手榴彈，第二天再幫忙分發傳單後，便將兩輛卡車都開回溪湖。從三月五日到十一日這幾天，我們自衛隊都駐守在農會的二樓，並坐著卡車巡視街道，防止有人藉機破壞。由於大陸的援軍來台鎮壓，所以從三月十一日開始，政府各機關開始恢復運作，溪湖糖廠也開走一輛卡車，警察單位也悄悄回到溪湖，但這消息我們還不知道，當天下午，我獨自開著卡車巡視回街道，正準備回到農會，行經員林客運站時，兩旁忽然衝出數名刑警，將我圍住後，把我帶到溪湖分駐所拘留（而其他隊員都平安，沒人被抓）。由於二二八結束後，許多百姓紛紛宴請政府人員和警察到家中吃飯，所以當晚分駐所中，只剩下我和一位臨時刑警（因刑警數量不足，臨時找來的）張金錢；由於張金錢末受過訓練，加上不知事情的的嚴重性，所以張金錢竟然放我回家拿父親的印章來作保，而走回天盛時已經晚上近十一點，家中老小都已睡著，我拿了印章後就走回溪湖分駐所，到了分駐所時，裡面空無一人。忽然間，一股沒名的恐懼讓我感到害怕，我突然想到蓋了章後，會不會連累父親，不知我會遭到何種處置；想著想著，我決定將印章送回家中，展開我的逃亡歲月。

　逃亡真是一件艱苦的事，也非常可憐；我離開家後，就開始東躲西藏，四處走避，所幸朋友親戚們都還肯悄悄地支援我，我也曾躲回溪湖來，朋友們大多知道我的所作所為皆是為了鄉親，所以大家都替我遮掩；因為我曾強行「借」了兩個單位的武器，而且有名有據地，加上交從台中空軍地勤部隊搶來的武器不知去向，所以我就成了政府追緝的首要目標，到了後來，全彰化的軍、憲、警單位成立聯合大搜查，讓我逃亡更加困難，加上家中貧窮，無法提供我大筆的跑路費；五月中旬，國民黨派魏道明接替陳儀擔任省主席，處理二二八的態度有所軟化。

　一天，我聽到「政府要寬赦二二八涉案人員，只要出面自首，既往不咎」的廣播，我因逃亡真的太苦了，便潛回家中向父母表達想自首的決定，從爸媽的言行中，可看出他們的擔心，以及不願意我出面自首的心態，但看到我堅決的樣子，也只好在早上帶著我到埔鹽鄉長家中，鄉長看到我時嚇了一跳。鄉長直說無法為我排解，在我表明要自首的意思後，鄉長就帶我到溪湖分駐所，結束我兩個多月來的逃亡日子。待溪湖分駐所，做完簡單的筆錄後，我被送到員林分局。在員木分局錄口供時，我提到開市民會時和謝雪紅有一面之緣，而且謝還給了我一張名片；當我說到謝雪紅時，那做筆錄的警員忽然嚇了一跳，好心地交待我，以後在受審時決不可提及謝雪紅，並且刪除筆錄中關於謝雪紅的部分。口供問完後，我被送到當時駐守在台中的二十一師的軍事法庭，罪名「內亂罪」被判處死刑，當時我被關在二十一師的倉庫中，那種倉庫長約一、二百公尺，共有三排，裡面都住滿了涉入二二八事件的民眾，而陳萬福參議員及楊春木總幹事也都被抓來，等候問訊。在二十一師軍事法庭問訊時，有些犯人都被暴力相向，而我面對審問時，非常配合且很坦白，所以並未受到太多的折難。

　在漫長的等待下，因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灣巡視二二八事件的處理，發現事件並不如想像中的嚴重，便下令將軍事法庭中審理的案件，移交一般法院，罪較輕的移送到一般的地方法院；至於和我一樣罪名是內亂罪的人都需送到高等法院等候審理。而在移交到一般法院前，楊春木先生已經無罪釋放了。在當時，高等法院僅高雄有，為了處理大批的內亂犯，還特別在台南設置了高雄高等法院台南分院；我和陳萬福先生都因「內亂罪」而被一同押解移交到高等法院台南分院，被關在台南地方法院看守所中。有位守衛因看我年輕，而且守規矩，所以叫我當雜役，可以在看守所中自由走動。不久判決下來：死刑！當時在台南地方法院看守所中，有兩個大陸人，是知識份子，因貪污罪被收押，常抱著六法全書研究案情，在看守所中，常託我幫他們處理事情；當我被判死刑確定後，便告訴我內亂罪不能上訴，但可以申請複審；於是便利用晚上的時間和他研究案情，寫申請書。

　申請複審開庭時，請來吳榮興幫我作證，但效果有限，我第二次被判死刑，後申請找林隊長出庭作證，但因林隊長一直不敢出來，所以又判了死刑。第三次死刑確定後，雖有點灰心，但我還是提出第三次再審；開庭時，我已經被關了一年兩個月，法官說我罪證確鑿，武器怎麼可以用借的，是用搶的。但後來法官又說：「政府對二二八乙案，確確實實有寬待之意，而你的犯罪事實很也明顯，但自調查你到現在，並未發覺你有私心或惡意，加上你又是自首，既然如此，可以考慮減刑。但內亂罪並無輕刑之法，只有死刑一途，所以將你的內亂罪改成「妨害秩序」，判刑一年二個月，當庭釋放，你服不服？」聽到這句話，我當場痛哭並跪地向法官膜拜。此時法官又對我說：「年輕無知、誤蹈法網，有心自新悔過，以後應該好好報效國家，服務社會。」從此之後，我秉持法官的教誨，做人正大光明。

　被釋放後，我回到家鄉，多次申請教師職務復職，卻屢遭拒絕，於是過了一陣子沒有工作的日子，後來，大約在一九四八年七、八月左右，政府要地方單位組訓民眾，訓練內容除精神再教育外，還安排了軍事訓練；溪湖鎮公所要成立民眾組訓隊，因知曉我的經歷，欲借重我的長才，便請我擔任組訓的工作，並將我納入兵役課的編制內，隨後我也申請加入國民黨，算算我的黨齡已經五十多年了。在溪湖鎮公所工作後，我因參與二二八事件，所以仍然遭人暗中監視，而公務人員很重視的考績，我因身份關係，即使工作再認真，一直到我六十歲退休為止，我從未得過甲等，心中雖有不甘，卻只能默默接受；而後我被派去擔任大竹里的里幹事，在溪湖當時，大竹里範圍最大，又因有糖廠，所以非常複雜，是所有里幹事最不願擔任的，而我接任後一直到退休，沒有提出調動，並很盡責地推動工作。

　解除戒嚴後，政府當局漸漸鬆綁對二二八事件的緊縛，逐漸還原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的黃秀政教授到家中，訪問我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始末，並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四期刊出訪談內容。一九九五年四月七日總統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並於同年十月七日施行，之後我提出申請，獲得補償金。近幾年來，我想讓國人更加瞭解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於是向中央研究院申請印製訪問記錄的抽印本分贈，並向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申請補助，將於彰化縣埔鹽鄉天盛村番金路６２之７號，籌建二二八事件紀念館，免費供民眾入內參觀。惟審核尚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