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彰化人黃周以筆名「醒民」，在有「台灣人的喉舌」之稱的「台灣新民報」發表一篇文章：「整理歌謠的一個建議」，提及他每見台灣孩童如鸚鵡在唱日本兒歌，引以為憂，那時一首日本群馬地區民謠「草津節」真使小孩子唱瘋了。

黃周的呼籲，除了促使全台有志者響應「歌謠徵集（記錄民間歌謠）」外，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幾位作家也想力挽狂瀾，讓「台灣囝仔唱自己的歌」，作家廖漢臣就寫了一首「春天」：「春天到，百花開，紅薔薇，白茉莉，這平幾叢，彼平幾枝，開得真齊，真正美。」鄧雨賢將這首「童謠」變成了「兒歌」，所寫的歌譜正是今日大家傳唱的「雨夜花」旋律。

一九三三年，周添旺進入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改填了今日大家所耳熟能詳的「雨夜花」，歌中所寫的是一位鄉下純情少女，愛上城裡的花花大少，不幸慘遭遺棄，而沈淪在黑暗的角落裡，如同凋零殘敗的花朵，在雨夜中獨自顫抖。

「雨夜花」來自一個真實的愛情悲劇，同時也暗喻著台灣人遭日本人壓迫的心境，雖為大調的歌曲，但旋律婉約優美，簡單的音程變化，訴盡內心苦楚，微妙之處，令人拍案叫絕！

這個令人同情的「小故事」，或許只是女性油麻菜籽似的「軟軟心性」命運下的一樁悲劇，但是誰會去認真檢討社會構造根植於男尊女卑傳統下，所造成台灣女性說不完、訴不盡的辛酸血淚。

一九四０年，日本殖民政府禁唱台語流行歌曲後，形成的是戰爭進行曲，這些日語軍歌，正式驅策台灣青年投入戰場的「催魂曲」，統治當局為了達到更有效的宣傳，將「雨夜花」的旋律加快，並填上了「榮譽的軍夫」，將之列為必教必唱的「時局歌曲」，什麼「要與花同謝，我選擇櫻花」狂言夢語的歌詞，實在是對藝術創作的侮辱，更令人對背情的「雨夜花」再作更深一次的嘆息。

而這首淒滄哀詞的雨夜花，令人喜愛，其所描述的「雨」、「夜」、「花」，成了台語流行歌曲重要的主題意象，進而影響了台語歌詞的創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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