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川 | 林幼春 | 林呈祿 | 林茂生 | 林獻堂 | 連橫 | 陳炘 | 蔣渭水 | 蔡培火 | 賴和 | 霧峰林家
領導民族運動 經營事業受刁難
日據時代，林獻堂以領導民族運動為活動中心，而由於林家的財富，在介入新事業的投資經營時，亦不免受到民族意識的感召，而有所影響，這比較其他家族在政經兩界左右逢源的盛況，就可看出個中特色，因而，從林家參與創辦的各個事業沿革，最能看出個中微妙：
林獻堂在日據時代，最早跨入實業界，是於一九○五年，時年廿五歲，擔任台灣製麻株式會社的取締役（董事），同年，彰化銀行成立，於十月一日開始營業，但林獻堂這時還未成為該行股東，直到一九○八年才加入，一九一○年被選為監察役，一九三五年改任取締役，也由此淵源，光復後，被選為取締役會會長（董事會主席），三十六年彰銀改組後，被選為百任董事長，至四十一年辭職，獲聘為高等顧問，以迄於四十五年逝世為止。由於長年與彰銀的關係深厚，乃有「彰銀之父」之雅譽。
林獻堂參與投資台灣製麻，彰銀的背景意義在於他以大地主身份（日據時代初期的調查，霧峰林家擁有土地多達一千五百甲，僅次於板橋林家的五千三百甲，是台灣第二大地主世家（，在日人消滅大租權的情況下，踏入近代工商業，原來台省先民早取出資招募移民墾殖的本家，對這些佃戶收取租穀，稱為大租，有些佃戶轉包給他人，對實際耕作者，也收取租穀，叫做小租，在劉銘傳的「清丈賦課」政策下，確認小租戶為業主，免除大租戶的納稅義務，日人來台後，禁止重新設置大租權。於一九○四年公佈，以發行面額四百餘萬日圓的債證書，償還期間三十年，附利息年五分，交付大租權的所有者，以消滅台灣所有的大租權，而由小租戶取得土地所有權。簡單地說，日人以發行債券方式，進行上地改革，使得原來的大地主從農業資本轉為工商業資本。彰化銀行的設立，就是中部幾位這樣的士紳，以大租權換得的補償公債二十二萬圓，充當資本金而創立的。台灣製麻的設立背景，也是同樣情況。
也由於在彰銀的投資淵源，使得林獻堂對金融事業開了眼界。出生於大甲的陳炘，於一九二二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理財科後，赴美深造，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習經濟，返台後，以林獻堂為首，加以資助，籌得資金二百十萬圓，創辦大東信託會社，目的在謀台人的經濟利益，期能對民族運動有所支援。可是由此一來，卻讓總督府當局有所忌諱，且就經濟利益的立場判斷：這家純粹台灣人經營（彰銀號是台人出資，但仍有「管家婆」的台銀控制，不用說，台銀是總督府政策工具機構）的唯一金融事業，勢必會受到台省民眾的支持，對日人而言，不啻是培養出競爭者，造成對現存金融機構獨佔地位的威脅，於是從一九二六年春募股份以來，日方即百般刁難，橫加阻撓。
與梁啟超交遊 思想啟蒙頗深遠
林獻堂所從事的民族運動，受到梁啟超的思想啟迪非常深刻，但論起他們兩人正式訂交之前，霧峰林家則有林幼春早已跟梁氏有所來往，他也曾出任此一新聞機構董事長，由此不難看出日據時代林家人物從清末以武事見長的特色，已轉向文事的奮鬥了，個中的轉變，也頗具探討意義。
林幼春是林文明的孫子，父林朝選。他是在一八七九年生於福州，直到六、七歲才回到台灣，自幼偏愛讀世家子弟所不屑的小說，廿多歲患了肺病，從此以孱弱之軀，發揮堅忍毅力，追隨乃叔林獻堂從事民族運動。林獻堂是於一九○七年開始與梁任公有所請益，而在這之前，林幼春則以開風氣之先，專注祖國動向問題，對梁任公的思想、學問，非常傾倒，乃與之書信往來，結了文字因緣。
一九一一年梁任公有訪台之行，這時候林獻堂才卅一歲，可是在年譜上記載：「任公遊台，前後只有十餘日，但其影響所及，實深且鉅」「當時知識份于，對於近代思想，近代知識，與夫國際情勢，鮮有所知，因任公之來台，影響所及，如發蒙振聾」。林幼春在此場合亦作詩吟唱，一吐仰慕之情，梁任公則贈以七律一首，內有「我識仲容殊絕倫，才氣猶堪絕大漠」等句。
林獻堂受梁任公的啟導，日後領導民族運動，採取一厚結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台灣總督府之政冶，使其不敢過份壓迫台人一，從此於一九一四年加入「台灣同化會」，一九二○年為東京台灣留學生組成「新民會」推為首長，領導地位從此脫穎而出。
言論機關為近代民族運動的有力武器，東京留學生有鑑於此，乃於新民會設立同年創辦「台灣青年」第一號，當時率先出錢的是清水的蔡惠如，繼之辜顯榮、林獻堂、林熊徵、顏雲年等「四大」家族成員紛紛響應，呈現難得一見的「步調一致」的局面。到了一九二二年，改名為「台灣」，並回台登記發行，於一九二三年成立「台灣雜誌社股份公司」，董事長林幼春，董事林階堂，顧問林獻堂。
在這同時，以留日學生為首的這些本島菁英份子有鑑於：當時二百六十萬人口，居然沒有一家代表台灣同胞的言論機關，乃不辭艱辛，與日方折衝再三，終於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在日本創刊「台灣民報」，再運回台灣發行，當時撰稿人如林呈祿，黃朝琴，林幼春，陳逢源，蔣渭水、楊雲萍等等，可謂濟濟多士。與林獻堂領導請願的「設置台灣議會」運動，相互聲援，一時士氣大振。這項運動從一九二一年展開第一次請願起，直到一九三四年的第十五次，雖然屢次遭到擱置，彈壓……等不一而足的阻撓，但是為台人爭取權益所表現的氣節，則是日月同昭，永遠可以向子孫宣示、誇燿的。
辦報分庭抗禮 不朽言行世同欽
台灣民報於一九二七年八月遷台發行第一號，從此報份日益增加，內容益形充實，執筆陣容，也頗為堅強，如羅萬車，葉榮鐘（林獻堂秘書），杜聰明……等，可說都是一時之選。一九二九年組成「株式會社台灣新民報社」，從原來週刊，改為日刊，聲勢更為浩大，林獻堂被推舉為首任董事長，羅萬車為常務董事，林柏壽，林呈祿，蔡培火……等擔任董事，林履信（板橋林家）、楊肇嘉……等擔任監察人。當時真正夠資格稱得上「記者」的只有一人，也就是現任自立晚報發行人的吳三連，他原在大阪每日新聞服務，慨然響應民族運動，不僅投入民報陣容，也透過其關係，該日系報業機構且曾派員來台指導，此等情誼，亦可說明「德不孤，必有鄰」。
台灣新民報在一九三七年發行日刊五週年時，報份已突破五萬大關，與日系的最大報「台灣日新報」，處於分庭抗禮的局面，意義非凡。資本金三十萬圓在當時的台灣，雖非雄厚的事業，但比較一般台灣人的企業體並無多大遜色。但是也就在這一年，日本在大陸發動盧溝橋事變，日本對台也加強「皇民化政策」，稍前，同年四月廢止報紙中文的版面，持續多年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於同年九月被迫結束停止活動。從此該報喪失了足以跟日人「一爭長短」的版面，不啻是失去筆桿的文士，與掉了槍的武士，到了一九四一年戰爭激烈化，新民報改為興南日報而隨後於一九四四年被迫與台灣其他五家報紙合併成「台灣新報」，這時已是我對日抗戰勝利的前夕了，日人呈現強弩之末，出現這些倒行逆施。
就林獻堂在日據時代從事的活動而言，顯然以此新聞機構最具有意義，結合約有志之士，在台灣光復後都是活躍在政經界的出色人物，如楊肇嘉，吳三連，羅萬慞……等，可說人才輩出，雖然林獻堂本人以及其家族，在光復後由於種種因素，反而不如日據時代那樣「生龍活虎」般，但是廣義說來，藉此運動結合的人才，卻是一種精神的延續，也留下不朽之言行，不因歲月的久遠而淹沒。
實至名歸的文化城 文化協會名流碩彥
日據時代，在台北市開業的醫生蔣渭水，於一九二○牢十一月設」口一文化公司，以廣事搜集思想、文化有關的圖書雜誌，後來鑒於林獻堂等人在東京展開第一次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大家一致認為本島民族運動已進入實踐階段，乃決意籌組「文化協會」，翌年（一九二一）七月，蔣氏訪謁林獻堂，協議籌組事宜，幾經磋商，於同年十月在台北大稻埕靜修女子學校舉辦創立大會，公推林獻堂為總理，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為目的，本部是設於台北，但台中市則以台中州政所在地（轄下有現在的台中市、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等一市三縣），且是台灣民族運動的中心，各界人士頻相往來，冉加上文化協會成立後，或舉辦演講會，或於林家萊園舉辦「夏季學校」
（從一九二四年起，連續三年，對總督政歧視台人教育的政策，發出抗議的正面行動，也是日後林獻堂哲嗣林攀龍創辦萊園中學的濫觴），可說弦歌不輟，有聲有色。尤其值得一述的是現今政經界名流吳三連的已故夫人李菱即參加過此夏季學校，得識林獻堂先生夫人，日後吳三連獻身民族運動，林夫人常寄自製肉鬆、肥肝、臘腸等，以解鄉愁，情誼深厚。
現今座落於台中市中正路的「中央書局」，也就是在這個階段，於此背景下，由鹿港莊垂勝發起，由中部文化協會會員及支持者自動組織起來的，發起人則有林獻堂、陳滿盈、林資彬、蔡年亨……等台中地區的名流碩彥。莊氏於一九二四年春在東京畢業後，到過韓國、北平、上海……等地考察，當時上海是我國出版界的樞紐，正值黃金時期，各種新刊書籍擠滿書局，蔣氏目睹現狀，決意要辦一間書局介紹中文書籍結台灣的知識份子，以接受新思潮與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就此意義而言，中央書局的設立，正與台中一中，文化協會等相互輝映，「文化城」之名，誠是實至名歸。
櫟社領導民族運動 政治色彩極為濃厚
日據時代，在日人禁錮中國固有文化的情勢下，本省同胞競相設立詩社，藉以發抒憂國憂民之情懷，中部詩社之多，冠於全島，其中以櫟社最負盛名，創立於一九○二年，由霧峰林家的林痴仙（朝崧，林文明之子）倡導，結合清水蔡啟運、蔡惠如、台南連雅堂……等名士而成。當時社規嚴厲，非真才實學之士，無以入社，因而社員僅廿餘名，絕非一般附庸風雅之流可比。櫟，是不材之木的意思，隱含在異族統治下，省籍人才成為「學非所甩」的棄才，心若死灰，何異朽木?有感而發，集結而成櫟社，實有悲壯的意味。
當初設立時，林家除林痴仙外，另有林幼春（屬痴仙的侄兒輩）亦是基幹成員，由於叔侄兩人詩才出眾，世有「大阮、小阮」的稱譽，這與林家崛起階段以顯赫武功，聞名全島，則又是另一番風貌了。
林獻堂在獻身民族運動之前，先後接受梁啟超、日本明治維新之一的圾桓退助的思想啟迪，孕育出濃厚的民族思想，影響至為深刻，其間於一九一○年加入櫟社，正值而立之年（他出生於一八八一年），對於該社不以風花雪月之吟唱為能事，而以淬礪品德，從事漢學研究，深有同感。及至加入後，正值其為民族運動綻放熱情之際，從此櫟社染上濃厚之政治色彩，社運亦因而推高至顛峰狀態，更非普通詩社可比。林獻堂本人也藉此切磋機會，詩興大發，嗣後留下的「海上唱和集」，「東遊吟草」或寄情，或交遊，或記事……均成為探索其思想脈絡約有力題材，也可以看出舊時代的領導者，文武兼備的特色，林家至林獻堂這一輩盡得精髓而大放異彩，原因在此。
林獻堂從事民族運動時，經常往來台灣、日本之間，東京亦有寓所，他曾在客居當地接受櫟社社友訪問時，留下下述詩句，可以概見其豪情抱負：
天風吹送降詩星 一笑衡門側屐迎 久客帝京疏雁信 喜來石友敘鷗盟 有壺春酒歡今夕 滿樹梅花倍有情 欲挽狂瀾誰是任 正須吾輩作長城
林家人物當中，以林痴仙最得台灣史學名家連橫的傾心，當他以四十一歲之齡去世時（生平時為酒困，又好色，常醉臥美人側，心領神會即賦詩贈之），連橫曾記述，「痴仙一死，全台詩人無不酒淚者，以詩界從此寂寞也!」蓋林痴仙為全台詩界推為泰斗，平素常告連橫：「吾輩論文，當為生死之友，次為道義之友，又次為文字之友，最下乃勢交爾!」連橫自認「幸得齒於文字之列」，雖係自謙之詞，亦可見林痴仙的份量矣。
林獻堂與蔡培火的分合
大凡領袖人物，必得俱備識人、用人本領，方能結合志同道合之士，共赴目標，準此以觀，日據時代林獻堂培育的人才，嗣後皆能活躍一方，或為民族運動的中堅份子，領導核心，或為光復後活躍於政經界的人士，足以看出他的領導器識。
光復後，省籍人士當中，最為飛黃騰達者，恐非蔡培火莫屬。因為他在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即於同年十一月進入重慶，晉見我方高級人物，並加入國民黨，三十六年當選第一區立法委員，三十九年被命為第一次陳誠內閣的政務委員，此後連任十五年，請辭後，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一直到七十二年元月去世，享年九十五歲，如此際遇，實在難得。
若論起蔡培火的出身，林獻堂則是關鍵性人物。因為他早歲從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即擔任教員，廿四歲那年轉任台南市公學校，後來由於加入「同化會」，被日本統治當局視為眼中釘，乃於一九一四年（廿六歲）同化會解散之時，遭到解職命運。
當時蔡氏「家貧如洗，在此境遇之中，自覺非再充實力量，不足以服務同胞，對付日人...乃向初交未久之灌園先生（獻堂之子）求救，先生竟慨然助我一半學資」（見蔡氏撰「灌園先生與我之間」）此後，蔡氏補習日語，再考入東京高等師範理科二部（物理化學科），畢業後參與創辦台灣青年月刊雜誌，新民報……等，一九二三年由東京返台，兼掌台灣文化協會（專務理事）七七事變抗戰後，蔡在日發表「告日本國民」一書，列舉日人在台的惡行惡狀，成為有名的文獻。
在文化協會約五年專務理事任內，「我們在台灣全島活動最起勁，全島民氣亦最旺盛，莫若此一時期，我與灌園先生協力最密切者，亦莫若在此一時期，真所謂如膠似漆，如魚之得水也。」可見彼此意氣相投，共事愉快，相知的程度更非尋常可此。
命運弄人 際遇有別
然而命運作弄人，應驗在他們兩人身上，更為深刻。光復後，如前所述，蔡培火可說得意春風，福祿全歸。可是林獻堂的際遇卻不是如此了。由於他在日據時代從事的運動，是被歸類於「自治主義派」，以台灣地區性的政治利益為爭取重點，而與蔣渭水，蔡惠如……等人，主張台灣必得回歸中國，把台灣的前途寄託在祖國大陸，也就是所謂的「祖國派」有所不同。台灣光復初期林獻堂個人的「出處進退」遭到很大的變化與衝擊：
──三十五年春間，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陳儀擔任行政長官）以捕治台省漢奸為名，濫捕台灣士紳十餘人，林獻堂赫然出現在續捕的名單士，這與日據時代他望重一時的身份對比，實在是諷刺性的舉措，陳儀征台的苛政，也可見一斑。此事幸經祖國歸來的丘念台幫助，始免於難，但對林獻堂而言，則是感受殊深了。
──三十五年四月，林獻堂被台中縣參議會選任為台灣省參議會議員，這是如今省議會的前身，同年五月開會選舉議長時，有意且有資格問鼎角逐者，只有林獻堂與黃朝琴兩人。如論林獻堂的聲望，應是眾望所歸，若論客觀情勢與條件，則「早著先鞭」的黃朝琴，穎脫而出，並非不可能。因為早在對日抗戰期間，黃氏即奉中央命令著手擬撰收復台灣各項計劃，與國府淵源深厚。結果，黃朝琴以廿三票（參議員計卅名）當選議長，林獻堂則於事前在丘念台的居間協調勸止下，宣佈放棄議長的選舉。此事當時部份報紙不明所以，有所指摘，認為黃朝琴「壓迫獻堂先生，才能當選為議長」。此事實係林獻堂生涯上一大轉折。翌年十二月，與林獻堂過往從密的葉榮鐘則被列為增加遴選六名參議員的名單之上（同期還有本省工商界名流何義，即何傳之弟），但是葉氏並未到職，這樣的進退之道，也頗引起猜測。
──三十六年二月廿八日，台灣全省發生所謂約二二八事件，這是由於代表中央政府接收台灣的陳儀政府抵台數月即暴露貪污舞弊之惡政，民意難抑，引發的事件。這時候，林獻堂正於三月一日彰化銀行改組成立股東大會上，被選為首任董事長，而在大會上列席約台灣省財政處長嚴家淦，則被林獻堂，羅萬車……等人掩護至霧峰林家，避免一次可能的災難。此後，嚴家淦在財經政界嶄露頭角，而在省籍人士當中，在金融事業最為扶植者，則有林家之後，羅萬車及其公子羅光華，傳說即與此淵源有關。
二二八事件誠是台灣光復以來最大的不幸事件，對林獻堂而言，他在日據時代所倡導的民族運動，猶有餘地能與異族各階層人士做各種溝通，也交了不少日本朋友（唯與日本政要交談，必得經過翻譯），如今台灣回歸祖國懷抱，事實演變與想像中距離太遠，終至演變成血肉相向的慘劇。因而葉榮鐘曾以「敬前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瑣韻」，留下詩句，可以概見當時彼此的心情：
莫漫逢人說兄弟 鬨牆貽笑最傷情 予求予取擅威福 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寞 重重疑案未分明 巨奸禍首任無恙 法外優遊得意嗚
由於這此二連串事件的衝擊，林獻堂終於在三十八年九月搭機赴日，名義土是「養病」，怛實情恐非如此單純。四十四年九月，蔡培火即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份，奉政府之命，赴日本東京勸駕林獻堂回國而未果。翌年九月客死東京。
關於這次歷史性的晤面，蔡培火本人曾在親撰的追悼文上記述：「先生對我政府，確實有其誠懇之批評與主張，同因無人能使他相信而共謀改革，遂令其對政治灰心，而甘久年漂泊異國，不踏故土」。據林獻堂本人刊佈的詩集中，有一首題為「次鏡邸氏賺倉晤談有感原韻」，最可看出他心懷台灣，批評所在：
歸台何日苦難禁 高論方知用意深 底事兄弟相殺戮 可憐家國付浮沈 解愁尚有金雞酒 欲和難追白雪吟 民族自強曾努力 廿年風雨負初心 建設議會完成自治 寂寞之位名族良心
其中最後兩句的上半句下，附有分行小註：「請建設台灣議會，以定成自治」，下半句則有按語云：「原作有各檢生平未盡心」。從此則略可以看出與他平素主張一脈相承，即承襲日據時代倡導設立台灣議會的精神與理想，寄望台灣在國民政府領導下，更能充分實現。蔡氏文中所謂改革要項，似指此而言。〈按：代表台灣民意的機構省議會往光復初期是「省參議會」，四十年起至四十八年八月歷經了三屆的「臨時省議會」，始定名為「省議會」，林、蔡會談時，即「臨時省議會」階段。〉
但是，最引起爭議的是，以蔡氏與林氏相交的程度，卻在林氏年譜〈主要由葉榮鐘執筆〉的「校閱後誌」上，描述林氏赴日醫療的真實動機，實因「先生多年為台灣社會之中心人物，其舉動足以影響全台，光復後政治，社會之形勢驟變，先生因之不無寂寞之感」。
此「不無寂寞之感一，言下之意即指林獻堂在光復後並未如其他一新貴」之士飛黃騰達。因他在出國前，於三十六年五月被任為台灣省政府委員〈魏道明任主席〉，翌年任命「台灣省通誌館」館長，實不足以與昔日的身份地位相稱。但是蔡培火這樣記述，卻引發了物議。例如六十一年八月間，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由前「通誌館」改組而來〉召開的「第三十次台灣文獻學術座談會」上，即有出席的林快青先生指出：
「獻堂先生在日據時代雖然是台灣最著名的政治社會運動家，但他對政治權力似乎沒有太大的野心，也不像一般政客，不擇手段地作政治投機，他是一位有良心的知識份子，也是一位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政治大哥」，一切運動凡是出於民族意識而且符合民族良心的，不論由誰倡導，由誰請地出面帶頭，多半他都會答應的。……根據分析，我實在不能苟同蔡培火先生上項說法〈即指『不無寂寞之感』〉。前面說過，獻堂先生是一位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或許以他的尺寸衡量當時的情形，發覺到他原有所想像和憧憬約有所不同，所以失望地離台寓居日本，但他還是時時刻刻以台灣為念。」當天參加座談會的還有葉榮鐘，他聽了林快青這段對林獻堂一生扮演的角色，做如此畫龍點睛的評斷，立即表示：「我完全同意林先生的說法，獻堂先生地下有知，當引為知音，而安慰於九泉」。
簡單地說，蔡培火以林獻堂個人的進退得失，來衡量判斷他赴日動機，未免太「小看」了林獻堂的心志了，這或許是個人的立場不同所致，但是曾經是共事的夥伴，相交甚深，猶有如此種「不盡傳神」的臆測，誠是令人感到遺憾之事了。
議長寶座拱手讓人 議會會址斬斷龍身
現今台灣省議會的會址設在霧峰，就在林家花園的近鄰。民國四十六年三月，該議會新建議事堂奠基典禮時任議長的黃朝琴曾致詞如下：「一今天在霧峰舉行議事堂奠基典禮時，具有特別意義。因為日據時期，日人不允許台灣人組織議會，曾由本省耆宿故林獻堂先生，領導掀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十餘次，此項運動雖然，由於當時的環境所迫，而未能達到島民希求的願望，但本島民族運動先覺者的不屈不撓的精神，使我們衷心的欽佩。如今本省光復，我政府勵精團冶，實施民主政治，還政於民，即設立各級議會，林獻堂先生曾膺選任第一屆省參議員。且今天在其家鄉新建本會議事堂，我相信在天的林獻堂先生諒必有所感慰。」這時距離林獻堂客死異鄉約只半年，林獻堂地下有知，對黃朝琴的這段說法，真能感到欣慰嗎？
以議會設立而言，當然林獻堂是樂觀其成了，問題是在省參議會設立之初，他曾與黃朝琴是「競爭對手」角逐議長，同因當時的條件對比，林氏雖著有聲望，且是三十位參議員當中年高德勁者，但也由於年事已一局〈六十六歲〉，對外適應，不如年屆知命之年的黃氏，早年即身赴大陸，側身外交界，熟諳國內外情勢，光復後任為外交部特派員，台北市長等職，省參議會一旦設立，則棄官轉為民意代表，志在議長寶座，可說呼之欲出。在此情況下，早於光復前一年，三十三年奉命出任直屬國民黨台灣黨部執行委員的丘念召，光復後以致力溝通台人與政府之間的意見與感情為職志，很自然地介入了幕後協調的工作，終於勸止林獻堂退出議長選舉。
黃朝琴當選議長後，由於遭受部份不平之士的指責，致而萌生辭意，於議會上發表「辭職演說」，表明：「……我想當議長，我在競選的時候，曾經公開表示過，因為知道議員與議長任務有點不同，議員只在發表意見，推動政府工作，議長需要綜合全體意見，與政府洽商如何使議案實施，我自認能勝任這個責任。但是後來聽說獻堂先生也要出山，我立刻表示，擁護獻堂先生……我在票選公佈前五分鐘，我尚不敢存做議長的希望，當時獻堂先生曾領導我參加革命運動，我始終尊敬他，認他是前輩，這次他給我機會，我認為他栽培我，是人政治家提攜後輩的風度。」
黃朝琴此一席話，頓時各參議員感到事態嚴重，乃轉而挽留。從此一帆風順，做了十七年的議長，直到五十二年才退出議壇。這段話也可以看出林獻堂本來是真有意思要競選議長的，若不是黨籍大老的丘念台協調，很可能與黃朝琴正面迎戰。至於黃朝琴說一「提攜後輩」當然是場面話。因為他早歲負笈東瀛，畢業自名門的早稻田大學，日人最為講究的就是長幼有序的輩份，果真他尊敬林氏的身份地位，何不索性先讓林氏主持議會，他又何必急於一時呢？
至於台灣省議會會址選在霧峰，對林家而言，誠是百感交集了。這是民國四十四年台灣省政府疏遷台申，省議會亦隨同遷址而來。本來省府最初的計劃是以台中霧峰為中心，就地勘查，認為霧峰牛欄貢溪右邊，以迄山麓縱橫十餘甲的地形頗佳，但後來變更決定，改在清朝練兵場的營盤口，即今中興新村，而民主國家先例，議會多鄰近行政機構，當時省主席嚴家淦即曾詢問省議會議長黃朝琴是否議會會址亦隨同遷往營盤口，黃氏則以避免空襲集中為由，仿似霧峰為由，造成如今「府」「會」兩地相隔的局面。
省議會會址從台北市今南海路美國新聞處遷到霧峰，是在四十七年五月，換句話說，籌建工作總計從四十四年開始，前後約三年期間。不幸的巧合是，會址毗鄰林家花園，墓地……等，使得林家的「龍身」風水，遭到嶄斷不全。這是民間一般的傳說，姑妄聽之，因寫在四十三年林獻堂的胞弟杯階堂先他而去，翌年林獻堂的次公子林猶能以挾心症突發去世，他本人撰「囑猶兒」詩中：「萬里重洋噩耗傅，如聞巨炮擊危巔，九原相待無多日，先為雙親覓一隊」。想不到也一語成讖，本身於隔年〈四十五年〉九月病逝東京，夫人則於翌年二月辭世。似此連續四年，林家喪事不斷，誠是人間一大悲串，也可能基於這種巨變，才有上述附會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