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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濤，姓朱名若極，別號很多，清湘老人等。明靖江王亨嘉的長子，明崇禎三年(一六三0)生於桂林靖江王府，清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在江蘇揚州逝世，終年九十五歲。 石濤一生的經歷，對於他的繪畫創作極有影響，他幾乎走遍了天下名山。公元一六四五年，他剛滿十六歲，在國亡家破的命運下，遂由貴桂林赴全州，在湘山寺削髮為僧，改名石濤。 石濤在四位畫僧中出生最，但他出家時的年齡卻最小（十歲左右）。漸江、髡殘和八大山人都是遭到清政府搜捕鎮壓而又反抗無望的形勢下憤而出家的，而石濤出家時尚是個無知的幼兒，出家原因也不是因受到清政府的直接迫害，而是因他父親自稱監國而遭到唐王（當時公認的監國）的逮捕而處死。在覆巢之下，年幼的石濤被內官攜逃避難，旋即當了和尚。 這一家族悲劇會對年幼的石濤留下心靈上的創傷，但這屬於同室 操戈的權利之爭，與清政府並沒有直接的利害衝突。加上當時石濤尚是年幼的孩子，對明清政權交替的複雜的社會矛盾也缺乏深刻的認識。出家後，又專心於研究繪畫，對國事不關心。隨著政權的鞏固，清政府的鎮壓政策也略有寬鬆。這幾方面的原因，使石濤與清政權之間的關係不像其他三畫僧那樣緊張到勢不兩立，相反，以石濤主觀上倒很想同清政府搞好關係，得到重用，以而使自己能出人頭地，清康熙二十三年（16 84）、二十八年（1689）石濤兩次接駕康熙帝，獻詩畫，稱臣僧就是具體的表現。以石濤這個時期的表現上，不難看出他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他想通過各種渠道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以圖能有一番作為。但他卻沒有選到目的。因為在清朝統治者看來，他不過是一個會畫畫兒的和尚，並非廊令之材，加上他畢竟是朱明的後人，就更不能輕易地委之重任了。 他的一生，真像他自己講的是個苦瓜，是個瞎尊者"，因為他始終沒有掙脫世俗名利的牽絆，始終沒有看清、更沒有確立自己的人生座標。他是帶著另一種難以言說的苦痛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歷程。但石濤自己對個人的創作卻是充滿信心的，他說：余畫當代未必十分足重，而余自重之。我也無如之何，後世自有知音。這種藝術上的自信來自石濤對藝術自身規律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他是以哲學高度上觀照了繪畫藝術的本質 與要義。石濤的畫是多種多樣的，他在一個題跋中說過：「余於山水，樹石、花卉、神像、蟲魚，無不摹寫，至於人物不敢亂作也。」可見他什麼都能畫，都畫得，尤其他在山水畫方面成就最大，也最具特色。他畫很多山水畫，用筆用墨很自由，他主張筆墨遺情，表達山川萬物之神，表達他「脫胎於山川」的情感思想。 石濤勇於創造，敢用新的方法畫畫，他曾說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自由有我在」。他覺得話畫畫應 當有一個『我』在，也就是要有自己的畫法，自己的風格，自己的面目；他吸收前人的法則，不受古人的奴役，他也臨古人的畫，但決不為古人的成法所拘，他對當時畫院派前人的法則，千篇一律的摹擬風氣表示痛心疾首。他的一本《畫語錄》就是一部旨意精微的藝術哲哲學，以根本意義上對繪畫中的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恒與變（法與化）的關係，感性與理性（受與識）的關係以及素材與構成的關係等一系列重要問題都做了精辟的 分析，提出了著名的一畫特有的人生感受，石濤為人們打拼了一個無限瑰麗的美世界，他不但表現題材甚為廣泛（包括山水、人物、花果等），風格面貌也十分多樣，舉凡沉雄奔放、蒼莽剛健、清新典雅、秀逸雋永、博大宏深、繁複縝密、簡約澹遠、清曠幽邃等等，在石濤的作品中都得到反映。 |
